2025年秋末的清晨，蘇北某鄉村小學的教室飄著淡淡的粉筆灰味。50歲的王建國老師站在講臺上，望著臺下8張仰起的小臉——這是他從教30年來帶過的最小班額，可黑板旁“個性化學習計劃”的表格里，“第3小組”的位置還空著，上個月轉走的4個孩子，把他精心設計的分組教學變成了“全班齊讀”。

人口變局里的“小班化困境”

王老師的困惑，藏在一組冰冷的數據里。

2024年《中國統計年鑒》顯示，全國小學專任教師較上年減少6.62萬人，其中鄉村教師銳減11.8萬，而城區教師卻增加了8.78萬。

在王老師所在的縣，過去5年撤了12個鄉村教學點，他的學校因為“還有15個學生”勉強保留，但今年開學，又有4個孩子轉去了城區實驗小學——家長說“鄉村小班不如城里大班，至少能沾沾重點校的光”。

其實，“小班化”本是人口減少給教育的“禮物”。根據《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，我國小學平均班額38人，是OECD國家的近兩倍；師生比1:19，遠低于發達國家1:12的標準。

若能順勢壓減班額，不僅能解決“大校大班”的老問題，還能讓教師有精力搞個性化教育?？赏趵蠋煹摹靶“唷?，卻成了“被遺忘的角落”。

“小而弱”的背后：財政與信任的雙重枷鎖

“不是不想搞小班化，是搞不起。”縣教育局計財科的張科長揉著太陽穴說。

去年全縣小學學生減少5200人，按每生每年4000元的生均經費計算，教育預算能減2080萬——這對財政收入僅12億的縣城來說，是筆“救命錢”。

“要是保持投入，等于多花2000萬，縣里要修公路、搞醫保，哪來的錢？”

更棘手的是“信任危機”。王老師的班里有3個留守兒童，父母在外打工，爺爺只會讓孩子“寫完作業就行”。

上個月月考，全班平均分比城區實驗小學低23分，家長微信群里有人說：“我家孩子在這兒讀了3年，不如城里孩子半年學的多，明年必須轉走?！?/p>

可家長不知道的是，王老師每天放學后要給留守兒童補作業，周末還要去家訪；他想給每個孩子做學習檔案，卻沒有電腦，只能用鋼筆寫在筆記本上；學校唯一的年輕教師是剛畢業的特崗生，連多媒體教學都不太會。

而城區的實驗小學，一個班55人，李敏老師——王老師的徒弟，去年因為公開課拿獎被挖走——每天要改55本作業，凌晨1點才下班，根本沒時間搞個性化教學?？杉议L們擠破頭要進，因為“實驗小學的牌子比什么都重要”。